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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1月10日，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之后的国新办吹风会上，中国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明确表示，单个或多个外国投资者直接或间接投资证券、基金管理、期货公司的投资比例限制放宽至51%，实施三年后，投资比例不受限制。金融业开放外资股比限制措施之后，相关的落地工作正在推进。2月24日，为进一步扩大银行业对外开放，持续推进简政放权工作，提高外资银行在华营商便利度，增强外资银行风险抵御能力，原银监会发布《关于修改的决定》，增加了关于外资法人银行投资设立、入股境内银行业金融机构的许可条件、程序和申请材料等规定，为外资法人银行开展对银行业金融机构的股权投资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

总体来看，发生过股权更迭，中资股权增加、外资股权减少的公司占据大多数。为了不放弃在中国得来不易的保险牌照，一些外方股东选择减持至25%，从而使得合资公司变身为中资公司。穆迪评级公司助理副总裁、保险分析师袁永基表示，这样可以规避额外的监管壁垒。

这个习惯一直保持到他刚到北京来工作的时候。谈到这一点，蒋翀笑道，几年过去了，如今这早已不是一个问题了，因为如今各大城市里的台湾人，实在太多了。真正把内地作为内心归属之地，蒋翀回头望去，也是这几年一路走来，慢慢演进的结果。这几年台湾的历史教育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教纲早已修改得面目全非。而在蒋翀小的时候，他接受的尚算是正统的中华历史教育，书本上的长江黄河，巍巍五岳，北国冰封塞外雪飘，这些壮丽风景都让他憧憬向往。这因为如此，来到大陆后，当真正爬上华山，参观了兵马俑坑，在夕阳下的故宫里漫步，他会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澎湃。

校园业务的现状只是运营商当前境遇的缩影。“校园市场暴露出了一个运营商可怕的业务发展逻辑：要量不要收入。”王灿告诉记者，内在原因是运营商收入模式的单一，电信产品不是快消品，所以实际可发展的用户群越来越少，增量不增收导致对增量要求更多。“恶性循环，发展指标一年比一年高，但发展空间一年比一年小。”王灿说道。

2002年1月，“入世”后首家合资寿险公司中意人寿成立，开启“50∶50”的合资寿险公司之路。国际保险巨头和金融集团纷至沓来，大多选择牵手石油、航空和能源等行业的国企或央企组建合资公司，一般由中方派出董事长，外方出任总裁或CEO。这种产融强强联合的模式，当时颇为人称道。《财经》记者当年采访的众多合资公司高管谈及合资模式时喜欢用“联姻”来形容双方的关系，表示中方股东的客户资源、渠道和人脉有助于公司迅速开拓市场。

价值观冲突、中国式市场潜规则、机构铺设受限、发展缓慢、保费规模较小，盈利艰难。在此情形下，增资困难、股东更迭、人事动荡，开始沦为合资寿险公司的一种常态，比如，陆家嘴国泰人寿成立12年换了五任掌门，中韩人寿成立五年累计亏损近4亿元。合资寿险公司的诸多问题，被行业冠之以“合资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