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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小加认为，从宏观发展角度看，CDR试点对香港的影响大致会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CDR是个家数、规模和频率相对有限的试点，那就只是一种象征意义上的突破，暂不能承载大量新经济公司的融资需求。如果是这样，对香港市场的实际影响暂时有限。李小加称，另一种可能是利用CDR的契机全面改革A股市场现有发行体制和监管逻辑，对新经济全面开放内地资本市场，取消发审机制，允许公司根据市场情况随时发行上市，大大简化上市后的再融资、大股东减持及海内外并购等企业行动的监管。这种可能性到底有多大，现在还难以判断。如果真是如此发展的话，改革后的香港上市新政在允许采用不同投票权架构方面就不一定有很大的相对优势，但内地市场如此大规模的改革开放一旦启动，将会对资本市场产生长期和深远的影响，这样的变化一定会为香港带来巨大的外溢优势，反而更加带动香港市场的发展。

一些妊娠诊所过去曾因误导性广告而被要求将其广告从谷歌中删除，但这是根据具体情况而定。该问题还扩展到了谷歌地图上的搜索结果。从理论上讲，新政策将首先在谷歌搜索广告方面防止这种欺骗行为。但是，这还将取决于谷歌是否正确审查这些披露，而且目前尚不清楚该流程的彻底程度。谷歌只是表示广告客户的组织“将被审核”，以确认他们的声明是准确的。组织必须在自己的设施中提供堕胎服务才能获得资格。

律师：“瓜子”应尽到告知真实来源义务孟女士认为，按照“消法”的规定，“瓜子”属于欺诈行为，应该在退车的基础上，按照车价款的三倍进行赔偿。她称，如果得不到公开透明的解决方案，她将通过法律途径解决，将瓜子、车管所和代言人孙红雷归为被告。北京市社会组织法律调解中心副理事长张新年律师对此表示，在该起事件中，因“瓜子二手车”出卖的车辆发生过重大交通事故，且该事项对孟女士是否会与“瓜子二手车”签订购买合同具有重大影响。因此，“瓜子二手车”应当向孟女士尽到应有的告知义务，告知其车辆的真实来源。

全国人大代表、湖北得伟君尚律师事务所首席执行合伙人蔡学恩认为，在人工智能行为伦理道德框架、人工智能应用相关的民事与刑事责任确认、隐私和产权保护、信息安全利用等问题上的研究均需要加强。立法有何挑战？人工智能的立法需尽快提上议程，但亦应注意到人工仍属于新生事物，如何把握适当的边界是关键，尤其是考虑到人工智能可以应用到金融、医疗、交通等多个场景中，出台一部总括性的法律可能会阻碍人工智能的发展。

与电商法历时5年才正式落地不同，人工智能立法更早被两会代表委员关注。去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百度董事长兼CEO李彦宏就在提案中表示，希望国家出台政策鼓励人工智能的开放平台与加速自动驾驶相关立法。目前，中国人工智能的总体政策在2017年7月国务院发布的《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中得到体现，但该规划只是要求对人工智能在部分领域初步建立伦理规范和政策法规，尚未上升至法律层面。由此可见，人工智能的立法仍有待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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