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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通用电气基本可以确保“吃掉” 阿尔斯通能源电力业务后，直到2015年9月，阿尔斯通才缴纳完这笔罚款。美国司法部为何会如此“宽容”，宽限了这么久？皮耶鲁齐在书中透露，因为通用电气公司有着一大批专业律师，他们都是美国司法部的前官员，他们充当“说客”，等到法国和欧盟的有关部门都批准了这笔收购交易后再收罚款，免得节外生枝。然后这些“说客”获得不菲的报酬。

单位：亿元（注：2018年业绩系三季报加总第四季度的月报数据得出）太平洋证券很怪异的是，2018年10月的营业收入是-331.63万元。营业收入-331万元，是因为前期收入认定错误而纠正才产生的吗？三、累计涉及诉讼本金15亿元根据公司2018年7月28日涉及诉讼的公告，公司累计涉诉金额为本金15.09亿元。

2016年，世界银行集团与AIIB还签署了投资项目联合融资框架协议。自那时以来，AIIB与世行为五个项目提供了联合融资，包括巴基斯坦的发电项目、阿塞拜疆的天然气管道项目和印尼的贫民区改造项目、大坝安全项目、区域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等。此外，AIIB和世行集团下面向私营部门的国际金融公司还在缅甸联合投资了一个电力项目。

记者探访了王思聪100%持股的普思投资公司，发现公司玻璃门已经关闭，前台有员工在值班，大约1小时内鲜有员工出入。记者在现场询问了公司运营情况，员工称：“没有受到影响，公司实力摆在那儿。”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显示，王思聪被列为被执行人，执行标的为151437841元，执行法院为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立案时间为今年11月4日，案号为（2019）京02执1325号。

那么为什么在改革开放其他国家是崩溃、停滞、危机不断，而中国是稳定跟快速发展呢？并且避免了金融经济危机的发生？最主要的原因大家知道是我们在改革开放的时候，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方面，明确我们向市场经济转型的目标，变成以开放的态度吸收世界上先进的经验，但是在执行的时候，是按照我们国内实际的状况来稳步推进。那么实行了一个渐进的双轨的转型，所谓渐进双轨的转型就是在改革开放的时候开始针对，国内当时有大批的资本很密集的、违反我们当时人均收入低、资本短缺、在资金密集型的产业上缺乏比较优势的国情。同时放开符合我们当时国情劳动力多、劳动力便宜的劳动密集型的产业的准入，民营企业可以进入，乡镇企业可以进入，同时在开放上我们也是推动渐进双轨的。在符合我们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政府积极招商引资，但在违反我们比较优势的资本密集型产业，是限制外国投资，甚至是禁止外国投资来保护我们当时缺乏竞争力的这些资本密集型的国有企业。在资金流动上，同样是双轨制，经常账户基本上是完全开放的，但资本账户是高度管制的。这种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转型方式，使我们在过去的40年，能够取得稳定跟快速的发展。但同时，也付出了不少的代价。这个代价就是政府的干预，政府的扭曲，必然会创造出双分配的不平均以及腐败——在过去这转型期的蔓延，引起了一些社会的问题和社会的不满。

阎焱：我们基金的前身是软银，所以在中国，我最早在1994年进行投资，2001年转到了软银，到了2005年我们独立，中国差不多20多年的投资，大概在做风险投资，我们晓鸽在中国算是最早的一批人，这些年也是投很多公司，主要集中在互联网和IT领域，我们基金60%投在互联网IP，30%投在医疗健康，大概10%投在新材料、新能源。中国之外我们还投印度，印度占整个20%，在中国早期投得比较知名的是阿里巴巴，后来投了比较多了，现在我们在中国投了近400个企业，这些年一路走过来，中国互联网的发展是伴随着中国风险投资亦步亦趋地发展起来了。中国目前的几个互联网行业最大的公司上都是外资投资发展起来的，最早中国没有风险投资，我们感觉中国风险投资最早，发展比较强势的时期是在2007年，发展幅度比较快的是在2010年以后，这几年的步子是非常大的。刚才戴总讲的，我们现在VC/PE总的钱里边8万多亿差不多10%的GDP，其中四分之三有政府背景和政府主导的基金，真正做风险投资的还不是这么多，大基金还是做后期的多一些，但无论如何，今天这个钱中国的风险投资在全球来比的话，中国仅仅于美国，但中国在GDP的比重上甚至超过美国了，我们将在二级市场的基金再加上一些未登记的民间的钱，加起来已经超过美国了。所以这些年中国互联网企业的长足的发展是与中国的风险投资和PE投资的发展是有紧密关系的。